二是电台采访那段，因“媒体”舆论而起，又借用媒体舆论而终，励志现实而又魔幻。

预告中，为讨好未来老丈人周东海，万一帆殷勤献上准备好的见面礼。老丈人满怀期待接过，手中竟然是一袋宝宝纸尿裤。“你这是给我送礼，还是想让我生活不能自理啊？”万一帆的上大分计划再次失败，换来的是老丈人更严苛的考察摸底。哪怕陪老婆散心拍照，周东海依然心系女婿考核，他回忆道“他总是不敢正面面对我”，霍梅梅精心摆出造型，满足丈夫的要求：“正面面对你，给我拍个脸小的。”走神的周东海随意举起手机敷衍“咔嚓”，与投入摆拍的霍梅梅形成鲜明反差，“笑果”十足。

为了能够为青年电音人提供更多的艺术电影文化空间，杨超与其他资深影人发起了“一部电影美育”的机构，并策划了“A FILM 一部电影·种子计划”，旨在建立一个小而美的创作共同体，以多种形式帮助和培育新生代电影人，正如杨超所说，“得青年者得天下，得文艺青年者得青年。”

这里有拉美联盟，有会跳家乡舞的家乡人，在这一层面上或许会引起苏莱曼对家和身份的认同感。但与朋友的会面，乃至早前与出版商的会面之后，苏莱曼便发现没有人真正关心巴勒斯坦的战争，或者说没有人真正关心除自己之外的任何战争，哪怕他们知道发生在巴勒斯坦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在任何地方。苏莱曼清楚的意识到人类的个体意识从未像今天这般强烈，但更另苏莱曼无所适从的，是他所的面对那些充满活力、大放异彩的年轻个体（纽约的电影学生和巴勒斯坦的舞池年轻人），这些鲜明的个体又以及其和谐的方式成为一个群体，一个看似松散却又无比强大的群体，他们强烈的表达方式和进步使得苏莱曼失去了定义的标准，这也是苏莱曼在有生之年都难以实现的对“群体”和“身份”认同的追求，就像他在有生之年都难以见到巴勒斯坦的和平一样。至此，苏莱曼意识到自己不仅在空间上身处异乡，更在个体发展的时代上失去了精神的连接与归宿，在影片结尾他望着舞池里的年轻人时，也一定会意识到，其实自己就是巴勒斯坦。

这种被凶案改变了人生轨迹的春秋笔法，更为直观地展示了刑警的职业困境，也为该剧增加了除悬疑剧情之外，更为动人的烟火气。陆行知会透过路边的摄像头时刻关注老卫的行踪，两人在小面店吃饭，以前从不吃辣的陆行知，大勺大勺地舀着辣椒酱，而退隐的老卫却手持保温杯，不再吃辣。这种细腻的人物塑造奠定了该剧人文关怀的底色，也让剧集除了紧张的破案之外，增加了更多社会层面的表达。

片中故事发生在香港，始于一起国际超模虐童案。